出国在线2015年4月28日电，在日本各地，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我们的水，必须在任何时间打开水龙头想喝能喝、在任何地方想用能用！”

    或许可以这样说，现在的日本对于水资源保护甚至有些“神经质”，每一滴水，都不允许被污染。他们对水资源的要求可以归纳为四个字：安心、安定。

    所谓的“安心”，这里主要是指水质，即所有国民都能够喝上安全的饮用水。所谓的“安定”，这里指的是确保国民能够长期稳定地使用安全的水。如今，优质的用水体现了日本水资源保护机制的有效性，也是日本顺利从一个工业大国向绿色国家转型的重要标志。

    其实，保护水资源还真的不是日本人的传统习惯。由于老天恩赐，日本这个岛国水资源丰富，以致日本人很早以前就把没有价值的东西，说成“象水一样”。这种想法源于他们的一种潜意识——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然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不少日本人通过感觉发现，以前无色无臭的水，居然开始有了各种怪异的味道和颜色。这自然是日本当时牺牲环境发展经济带来的恶果。只不过，后果要比日本人想像的严重得多。

    1956年前后，日本熊本日本中央从地方收权治理环境污染县的水俣湾附近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病。这种病症最初出现在猫身上，被称为“猫舞蹈症”。病猫步态不稳，抽搐、麻痹，甚至跳海死去，被称为“自杀猫”。随后不久，此地也发现了患此种病症的人。

    这种病因不明的“怪病”，就是日后轰动世界的“水俣病”，由附近一家氮肥厂向河流排放工业废水造成。当时，水俣湾和下游的283人汞中毒，其中60人死亡。

    水俣病严重危害了当地人的健康和家庭，很多人身心受到摧残，甚至家破人亡。水俣湾的鱼虾不能再捕捞食用，当地渔民失去生活来源，很多家庭陷入贫困之中。此后，又有2265人被确诊患有“水俣病”，其中大部分已经因病致死。

    此外，1955年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的工厂排放未经适当处理的含镉废水，造成当地130人因镉中毒患上名为“痛痛病”的怪病，其中81人死亡。

    日本两次震惊世界的水污染事件，让民众对自民党的执政能力产生了怀疑，甚至开始动摇自民党的执政地位。媒体连篇累牍的追踪报道，各种民间团体的游行示威，不治污就极有可能下台。二战后牢牢把控政坛20多年的自民党，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改变牺牲环境的发展方式，成了自民党政府站在悬崖边的选择。

    1967年，日本颁布《防止公害基本法》，制定了水质环境标准，并根据该法在1970 年制定了《水质污染防止法》，代替原有法律。该法包含了三个方面的严格措施：第一是河川附近设置工厂者必须事前呈报至都道府县知事这一级别，批准前禁止进行。对于环保不完善者，都道府县知事有权命令更改计划；第二是当排水有达不到水质标准的危险时，都道府县知事有权直接命令改进特定装置，停止排水的权力，违反命令者重罚；第三是都道府县知事对于不符合排水标准的排放，可马上进行处罚。可见，日本对于治理水污染，实行非常直接明确的“行政首长负责制”。

    该法中，还有一点颇具特色：无过失责任主义。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否知道排污的危害、也不管你是故意还是有意，只要对水资源造成了污染，就得进行巨额赔偿。而且，如果民众举报和控告企业排污，不需要民众举证，而是要企业来自证清白。

    河川等水资源治理往往涉及很多地区，如何平衡利益、协调统筹也是一大难题。二战后，日本实行地方分权主义，采用了一种接近联邦制的行政架构，各都道府县叫“地方自治体”，行政首长与地方议员都由当地民众选举产生，不由中央政府任命。

    为了维持国家稳定，日本中央政府一般小心翼翼，无权也不会干涉地方事务。但是，对于水资源保护，日本政府丝毫没有投鼠忌器。1970年，日本将各地环境管理统一纳入中央政府。1972年，日本中央政府设置了环境厅，2000年又将其升格为环境省，下设水质保护局，将原本分散在各地的管理权力，统一收归中央，在水资源保护上拥有了绝对管理权限。地方政府在水污染防治中起着重大作用，但必须听从中央政府的节制和号令。有的日本学者甚至称：“水资源等环保事务管理，是中央政府向地方索要的唯一权力。”但是，日本中央政府必须这样做。不强力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不形成统一协调，环保到最后往往沦为空谈。

    很多中国游客都知道，日本京都附近有日本最大的湖泊——琵琶湖。如今陶醉于其美景的游客不知道的是，这里曾经是关西地区最大的排污池。琵琶湖被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游地区向湖里排放生活污水，下游地区拿他们没办法也破罐子破摔，大量排污。天长日久，琵琶湖变成了日本最大的污水池，居民不再敢从湖里直接取水用于生活，更不能去休假旅游。

    针对这一情况，日本政府严格执行“全域治理”的政策。日本政府要求上下游所有城市必须建设污水处理厂，并直接关停排污严重超标的企业。当然，地方蒙受了不少经济损失，可是日本政府牢牢抓住了“民意”这个关键，让握有投票权的当地民众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不得不执行。经过20余年对生活及工业用水的严格处理，琵琶湖重新成为生态平衡的湖泊。重污染企业不见了，旅游业的兴旺给当地带来了更多收入，地方政府也不再有怨言。

    “其实，日本治理水污染时，也遭受了非常大的阻力。那时候正是日本的快速工业化时期，各地争先恐后，不少自治体抱怨关掉那么多企业，经济上不去，民众收入提升不了怎么办。关掉污染企业经济就上不去，说明你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有问题，与停不停污染企业无关。当民众最终需要为环境污染付出沉重代价时，他们自然会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结果可想而知！”一位日本学者深有感触地说。